熊向晖：奉命跟进总理暗杀案始终未能追回凶手却说中国已胜利

1955年，北京时间4月11日12时一刻，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C-69型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准备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

北京时间18时30分，飞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海面时爆炸起火，坠入海中。

这架飞机是参加亚非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包机，机上除8名中国代表团成员和3名外籍工作人员外，还有8名机组人员。

事发后，三名机组人员在一个小岛上，被新加坡英国当局的快速护航舰“丹皮尔号”救出。其他乘客和机组人员则全部遇难。

4月12日，也就是飞机爆炸后的第二天下午，新华社发表外交部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

声明中还强调，这是一起专门针对暗杀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阴谋破坏活动，要求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对此事进行彻底的追查，将参与此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

基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捍卫国家尊严和告慰遇难的同胞，中国政府同相关各方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外交和政治斗争。

可能会有人不解，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为什么要到香港乘坐印度的飞机呢？

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没有远程飞机，印航的星座式客机适合长途飞行，能连续8小时不着陆飞越南中国海，同中国建交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有这种远程飞机，香港机场设备先进，适合大型飞机起落；另外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时就曾乘坐过印航的星座式客机。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代表团最终决定，到香港乘坐印航飞机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的参加国里只有6个国家同中国建交，其余23个国家大部分与蒋介石方面保持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面对西方世界的外交和经济封锁，如今要走出国门，参加大型国际会议，政治意义巨大，这引起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恐慌。

于是，阻止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制造地区恐慌，挑起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敌意就成了美国和蒋特的重要任务。

早在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就致函周总理，代表5个发起国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到了2月10日，周恩来总理便回复了印尼总理，在电文里说，中国同意参加亚非会议，决定派遣代表团出席。

2月中旬，印尼一家媒体就接连披露说：“在印尼的蒋特分子和受到美国援助的印尼武装匪徒取得联系，将对中国代表团采取恐怖行动。”

3月中旬，中国情报部门获悉，“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策划在香港、印尼暗害周总理，香港的暗杀行动将由香港情报站执行。

4月9日晚，外交部又得到情报，台湾特务将要在中国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上安装定时炸弹。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外交部当天晚上即将此情报火速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中国代表团，要他们通知港英当局和印度航空公司驻港办事处，保证代表团成员安全。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外交部欧非司司长张越就约见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知有特务要对中国代表团实施恐怖活动，要求英国代办处转告香港当局予以注意，并采取措施保证代表团安全。

中国代表团包机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原本是往来于孟买和香港的定期航班，只是在4月11日到香港后，才临时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在启德机场清舱加油停留一个小时左右即起飞。

据幸存者机械师卡尼克事后出版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一书中提到，他在启德机场检修飞机时，印航驻香港办事处一位办事员特地跑来对他说，有人要对这架飞机搞破坏，要他留意陌生人。但当时他并没有在意，因为想着是白天，飞机只在机场停留一个小时，没有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搞破坏。

台湾特务搞的这次暗杀主要目标是针对周总理，但是因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使周总理提前出行，躲过了这次暗杀。

4月8日周总理率部分代表团成员先行到达昆明，准备14日飞往仰光同缅甸总理吴努会面后，再去参加万隆会议。但是其他8名代表团成员因工作需要必须先行到达万隆。

根据中国获得的情报，中国代表团包机被特务安放了定时炸弹，作为飞机起飞点的香港机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港英当局极力想撇清自己的责任。

4月17日，英国代办处送给我国外交部一份“备忘录”，声称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故不负任何责任，对于中国政府要求英国对此事件“负有严重责任”的指责，提出抗议。

就在同一天，印度航空公司发表声明说，据三位生还者的报告，飞机失事是“由于同飞机本身的改造完全无关的外来原因造成的”。这就排除了飞机因为机械故障发生失事的可能性。

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英国当局一定要负起责任》一文，对英国17日提交的备忘录进行驳斥：

“英国备忘录表明，香港当局在10日得到我国政府警告以后，在足足24小时以上的时间内，并未采取预防措施，直至11日中午12点左右，在印度飞机到达香港之前不久，香港警察才采取所谓的‘进一步的预防措施’，而其目的也仅仅是‘保证该批人员不致在机场受到骚扰’，对飞机也只是作了一般的警戒，并没有像备忘录所说的‘采取了一切措施来保证乘客和飞机的安全’。”

我国的报纸媒体及广播电台，连续发表报道和评论，批评英国当局不负责任，谴责蒋特的罪恶行径。

最终，经过一系列的外交舆论战及印度的斡旋，英国终于一改其强硬态度，表示希望中国政府提供其掌握的情报，并且愿意和中国政府合作破案。

5月15日深夜，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熊向晖，被周总理叫到西花厅。总理在结束万隆会议后，已于5月7日返回北京。

总理说，要派他赴香港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和印度代表高氏一起同英国合作侦破此案。

因为这个案子的复杂性，总理安排熊向晖和香港当局的接触沟通，都通过印度代表高氏来转达，这样既便于中英双方都有回旋余地，又能让印度也知晓事件详细进展，使港英当局有所顾忌，无法赖账。

总理还特地嘱托熊向晖，如果对香港当局的处理有异议，时间允许就发电请示，若时间紧迫就要马上表态，不要错过时机。

5月18日，熊向晖和印度代表高氏到达香港，高氏把中方提供的飞机爆炸相关情报当面交给香港总督葛量洪。

香港警察马上对情报中所提及的12个嫌疑人进行搜查，发现名单上一名叫周驹（又名周梓銘）的机场清洁工失踪了。

事后得知，周驹在熊向晖和高氏到达香港的当天，也就是18日上午，就乘美国人陈纳德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台北。

而据中国情报，这个周驹就是被台湾特务收买，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定时炸弹的直接“凶手”。

犯罪嫌疑人在中印代表到达香港当天，就逃亡台湾，应该是提前获知了中印代表赴香港的消息。不然，不会有如此巧合！

熊向晖马上通过高氏向香港当局提出两点：第一，从抓捕情况看，中国提供的情报是完全正确的；第二，香港当局仍应全力追回周驹，并加紧审讯已捕人犯，追捕其他人犯，并且对周驹为何会在18日逃跑提出质疑。

不久，港英当局回应称，台湾和香港无“引渡”条约，无法“引渡”周驹，并且港方不知道周驹为何在18日逃走。

和港方的初次回合就不顺利，这时，印度代表高氏却表示想返回国内，他说，中国已向香港方面提供完整的情报，因此不需要他这个中间人来传话了，熊向晖可以同香港方面直接接触。

熊向晖对高氏说：“你我都是各自政府委派的代表，你不应以中间人自居，更不应中间退出。我与港方接触，一定要通过你，这是双方政府决定的，这对破案工作有利。”

熊向晖还向高氏说，他作为个人建议，高氏不应在目前，印度国内正对飞机失事案舆情激昂的形势下回国。印航航线经过香港，香港不安全，印度人民也不放心。

在后来的工作接触中，高氏对熊向晖认真负责高效的工作态度非常赞赏。他说：“熊先生，我们相交不久，但我对你十分钦佩，希望和你永远做朋友。”

这以后，高氏再没提过要提前返回印度的话题，他和熊向晖共同留在香港协调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

5月27日，负责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的印尼调查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说，这次飞机失事是由于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的爆炸所造成的。

因为飞机失事地点在印尼领海，所以根据国际民航法规，确定就由印尼负责组成调查委员会对飞机失事进行调查。

同一天，香港政府也发表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特别公报，肯定飞机失事是由于右翼的爆炸造成的，基于时间因素的推断，最可能的是，当飞机在香港机场停留时，爆炸物就被安放上去。

马利克同熊向晖见面谈话，主要提出两点：第一，已逮捕人犯被定罪的可能性只有50%，英方可能会将他们驱逐出境；第二，已逃跑人犯周驹可能会被定罪，有人证明，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前曾擦拭该飞机。

马利克还提出，中方是否愿意现在旁听审讯，因为在开始合作之初，周总理就提出希望审讯案件时，中方能旁听审讯。

熊向晖明白，这是英国想草草结案，提前放出风声。他遂将上述情况发电告知北京，建议政府由外交途径同英国和印度交涉做工作，至少要争取港英当局承认此案是台湾特务所为；关于旁听审讯应该婉拒，因为案件已开始审讯半个多月，中方此时中途参与旁听很被动，容易被港方利用推卸责任。

北京回电，表示同意熊向晖对情况的分析和建议，同时周总理接见印度大使，进行外交斡旋。

合作伊始，中方就曾向港英当局表示，为防止走漏消息，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案不能用华人，港方也表示同意。但是在实际侦查和审讯中却有台湾特务参与其中。

据中方获得的情报得知，香港警察署帮办李福基，为台湾“保密局”重要特务，他不仅教唆周驹逃跑，还参与案件审讯，将案件审理情况密告台湾。

经过一番外交努力，港英当局回应称，已将李福基调开，并对他进行调查，但港方在调查中不可能全部不用华人，因为懂中文的英籍人士不多，还有大批中文文件要审查，这些都需要用华人，但港方会留意可疑分子。

熊向晖又几次对港英当局始终不提供案件侦讯情况提出催讯，但都被港方以侦讯无进展及要向伦敦请示为由推掉。

经过多次催讯无果后，熊向晖遂向北京发电说，港方拒不提供侦讯信息，是为了掌握主动权，以便后期可以按他们的意愿来结案，他表示留在香港意义已不大，此事只有转向外交渠道解决，建议把他召回。

北京方面考虑到案情目前停滞不前，熊向晖再留在香港已对案件帮助不大，遂同意熊向晖回来。

8月15日，熊向晖被召回，离港返京。他在香港期间，所有和港方的沟通都是通过高氏转达，没有与港方直接接触过。为了便于掌握后续的消息，高氏晚了几天离港，又应中国的邀请，26日到北京沟通案情。

9月2日，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向外交部提交了《周驹（别名周梓銘）的罪证摘要》。

此摘要详细列举了周驹的罪证，周驹好赌又好色，经常负债，因此在机场工作的他就被蒋特盯上。 蒋特许诺给他60万港币，并且可以到台湾生活，后来还训练他如何在飞机安放定时炸弹等，这些都从周驹的亲友处得到了证实。

准备实施破坏行动前，台湾特务为了防止周驹变卦，还把周驹的父亲软禁起来，同时又把周驹带到酒店住下，进行24小时监控。

最终，周驹，这个看似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蒋特的软硬兼施下，实施了这次丧心病狂的暗杀。

9月3日，港英当局发表声明，“香港法官获得对被控谋杀的周驹的逮捕状”，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交回香港受审。

虽然，台湾当局不敢交出周驹，但是正如熊向晖回国做工作汇报时所说的，“通过我们的施压，只要港英当局承认，‘克什米尔公主号案’的凶手逃亡台湾，就是中国的胜利”。

令人遗憾的是，1956年1月和6月，港英当局以证据不足为由，将涉案逮捕的44人分两批驱逐出境。

8月4日，周恩来以外长的名义对港英当局释放重大嫌疑犯提出抗议，指出“此案尚未破获，英国政府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

据“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生还者回忆说，当飞机在空中突然发生爆炸时，机上的乘客都镇定自若，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有惊慌。

这些英勇的外交先驱们，为了祖国的和平和外交事业，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当他们的身躯消失在茫茫大海上时，他们的名字已被历史牢牢铭记。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里，矗立着“亚非死难烈士公墓”纪念碑，碑的正面有周总理亲自书写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几个大字，背面则刻着“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简历”。